韩世圣,男,1952年生,江西分宜人,汉族,九代中医世家传承医师、中共党员、本科学历,国家执业医师、主任中医师高级康复治疗师、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医临床医学家。

16岁开始中医临床工作,至今从事本专业50多年,能用中医药诊疗方法广泛应用于临床各科,对某些顽疾、疑难杂症有一定经验。

主要擅长各种慢性疼痛、肿瘤、瘫痪。内科“各类杂病”、妇科“经带孕产”、儿科“痘麻惊疳”、外科“痈疽疮疡”,在辩证论治,选方用药,证因脉法,逐渐建立了自己的辩证思维模式及诊疗辩治体系。如辩证抓“证中证”,论治施“法中法”,选方择“方中方”,诊脉定“脉中脉”等。

2011年4月经国家相关部委等国家医疗机构审核,获得“中国中医名医”称号。2013年经相关部委审核取得国医授徒资格。批准为国医传承人开展授徒工作,联合颁发“国家名医授徒证”。2014年经三审评议审核评上“国医大师”。二部一局发证,官方媒体公布。荣获国家级授予大奖多项,获得亚太国际传统医学五星级杰出“名医”称号,世界华人诺贝尔医学贡献奖,全国医药卫生科技教育“时代楷模”,全国名中医“中医药突出贡献奖”、“中国传统医药传承千禧杯金奖”。获得全国“五一劳动模范”荣誉和中华国医“五一特级劳动英模”勋章。评上“中国十大国医楷模”,“中国国医之星”称号。当选为香港国际中医人才研究会“国际中医大师”,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健康中国梦——健康大使。获得国家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医疗领域突出贡献专家”,2017中国第十二届国际科学技术博览会荣获“科学技术一等奖”。

2011年成为中华医学国际发展联合会主任委员,同年任命为“中华医学国际发展联合会特色疗法推广工作站”主任,2012年2月应邀担任中华医学国际发展联合会中华名医理事会副会长。2015年评为中华国医导师。2012至2015年特邀参加“全国第三、四、五届共和国经济建设人物暨科技创新峰会”荣获科技建设“创新专家”称号,颁发证书和纪念金鼎。授予其单位为“全国医德标兵建设先进单位”。全国医药科技创新示范单位。特聘担任“中促会首任医事顾问”,北京国际中医药科学技术研究院“终身院长”。获得国家批准成立“江西省分宜县国医堂”,同时授予为国家疑难病定点研究单位。任命为“国医推广大使”,“国家疑难病研究课题且江西省组长”。2016年3月被国家评选为“全国诚信医疗单位”。同年5月【中医诊法(韩氏传统疗法)中华国医一代宗师】,被列为“国诚信医疗单位”。同年5月【中医诊法(韩氏传统疗法)中华国医一代宗师】,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13年8月被评为“绿色中国——美丽健康大使”。

现为全国名中医、教授、国医大师、首批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专家,中国十大德医双馨医学家。全国名中医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肿瘤会全国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全科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中国民族卫生协会全国难治病研究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卫计委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中医专业副主任委员。中科清研(北京)信息技术研究院终身客座教授,中国民间中医医药研究开发协会咨询开发部专家顾问。中华中医药学会健兴康民医学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家协会终身副理事长。获得国家审核任命为“一代宗师,中医学泰斗”称号。

中国中医科学家 国医大师韩世圣教授

论《四维一体》是中医完整的辨治体系

关键词：四维一体，辨治体系

   中医学是中医传统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辨证论治是中医的精华之一，是中医认识疾病的基本原则。有人说“治病难，难就难在识病”，此语毫不夸张，正好说明辨识疾病的重要性。《南阳活人书》中曾说：“因名识病，因病识证，如暗得明，胸中晓然，无复疑虑而处病不差矣”。可见，认识疾病，简言之，即辨病与辨证相结合，以四诊收集的症状和体征为依据，共同寻求疾病的本质。

中医对疾病的命名，约四分之三是以主症命名的，如咳嗽、泄泻等，而且在论治时又是以“证”作为治则依据，故有人产生一种误解，似乎中医只讲辨证、不讲辨病，其实不然。早在殷商甲骨文里即有疾首、疾身、疟等病的记载，汉代张仲景所著的《伤寒杂病论》，皆有“辨XX病脉证并治”为篇为之名，示人先辨病，再辨证，然后论治，足见辨病的历史渊源之久。

 倘若临证时不辨病，只辨证，医者胸中无全局观念，则辨证也将是漫无边际，顺逆吉凶，难以预测。如病毒性肝炎，若不首辨出“病毒性肝炎”，而只用辨证的方法，就会忽视体内肝炎病毒（疫毒）的存在，将出现黄疸者按一般的黄疸辨证，对肝脾肿大者按普通积聚辨证，以胁痛为主症者按常见的胁痛辨证等。这样，辨证杂乱，不能突出病毒性肝炎的特殊性，忽视体内疫毒的存在，不仅医生难以掌握其辨证规律，治疗无从下手，“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的整体凤也无法发挥其指导作用。

    当然，也不能只讲辨病，而不讲辨证。由于病处在相对“静态”，而证处在相对“动态”之中，只有通过辨证，才能抓着疾病某阶段的主要矛盾，论治才有依据。比如急性黄疸型肝炎，其发病过程可分为黄疸前期、黄疸期、恢复期三期，三期的机理各不相同，若不讲辨证，只讲辨病，中医治疗用药便不能针对不同阶段的不同病机，说加辨证，论治才有依据。

   徐灵胎说：“病之总者为之病，而一病有数证”。不难看出，“病”与“证”是总体与局部、共性与个性、纲与目的关系。叶天士则说：“盖病有见，有变证，有转证，必灼见其初终转变，胸有成竹，而后施之以方。”可见辨病对辨证具有指导意义，只有在辨病指导下的辨证，才能全局在握，层次清楚，准确无误，更加有利于对疾病诊断水平的提高。辨病与辨证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辨病应与辨证相结合。

审因论治《素问·征四失论》曰：“治病不问其始……何病能中。”《素问·至真要大论》言：“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神农本草经》说：“凡欲治病，先察其源。”可见古人非常重视病因学治疗。

   如血虚证，可由思虑过度、劳倦内伤、脾胃素虚、久病失养，或失血过多诸种原因引起，就失血而言，也有咯血、吐血、便血、月经过多等原因的不同，不会有哪个中医治疗血虚证不根据病因只根据证候处方用药。对湿热证的治疗，叶天士说：“渗湿于热下，不与热相搏，势必孤矣”，既然辨证论治，湿与热当同等对待，为什么以祛湿为先，为什么湿祛则热孤，当有了审因论治的意识后，才体会到“六气皆可化火”的意义，因湿郁化挤爆，湿久化热而形成湿热证，自然也理解了“治病必求于本”的临床意义。对于肝郁脾虚证亦然，若因肝气郁滞，疏泄条达失职而“木不疏土”，或肝气横逆侮脾“木旺侮土”，当以疏肝解郁为主；若因脾气先虚，而后继发肝郁，所谓的“土虚木克”，当以健脾、补脾为先。证虽同而因不同，若不审因，岂能求全效？一个合格的中医应是既能辨证论治又会审因论治。

对症治疗

   临床上，我们面对的是有病的人，无论是中医证候或中医、西医的病名，都是人的主观思维对疾病现象进行区分的“符号”。对于病人来说，最大愿望和要求是尽快解决自身的痛苦症状。有些症状不一定是疾病或证候中的主要症状，却是病人的主要痛苦。这时，医生首要重视和关注的，就是对症治疗。《灵枢·病本》所言：“大小不利治其标。”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典型的对症治疗。《伤寒论》101条的“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具”的“证”，有时是指“症状”的，如318条四逆散的方后注：“咳者，加五味子、干姜”，“悸者加桂枝”，“大小便不利者加茯苓”，“腹中痛者加附子”，理解为对症治疗一点儿也不为过。对于晚期癌症病人，病因清楚，病名确切，证候清晰，我们却无能为力，无论中医或西医，对症治疗当为首选。但对症治疗仅是治标之法，有时虽会立竿见影之效，须权衡病、证而后为之。

论及张仲景奠鼎辨证论治，都引用“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作为依据。可经考证，古人无“证”字，“证”与“症”相通，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症”指症状，“证”指证候。况且一直到现在，中医的病名与症状仍在混用，把仲景一个“证”字认为是现在我们所说的“证候”未必是正确的。

四维一体

张仲景临床也并非只是辨证论治，仅举《金匮要略·黄疸病脉证并治》为例。张仲景认为，“黄家所得，从湿得之”，所以“诸病黄家，但利其小便”，这是审因论治的体现，一直到现在，祛湿法仍然是治疗黄疸的主要方法之一，只不过在方法上已非利小便一端。对于“诸黄，猪膏发煎主之”，“黄疸病，茵陈五苓散主之”，后人多用以方测证来推断其证候，张仲景的想法未必会那么复杂，古人对问题多以直觉为主，理解为辨病论治会更切合实际。“酒疸，心中热，欲吐者，吐之愈”一条，当是对于酒疸伴“心中热”的对症治疗，临床上“吐之”不可能使酒疸痊愈；对于“黄疸病，……哕者，小半夏汤主之”一条，后人有认为是“和胃治黄”法，实际也是典型的对症治疗，因“哕”只是黄疸的伴发症，临床上单独应用小半夏汤对于黄疸也不可能奏效，《金匮要略心典》有言：“非小半夏汤能治疸也。”可见张仲景辨治疾病不是仅用辨证论治一法。

  由于辨证诊治、辨病论治、审因论治和对症治疗，是四种有着不同内涵的辨治方法，虽互有区别，却互相联系，不可能孤立存在，不能截然分开，是对病人的一个问题，或者互相影响的几个问题，从不同角度采取的不同方法，四者谁也替代不了谁，没有主次之分，没有层次高低之别，所以叫“四维一体”。

“四维一体”有机结合的辨治模式，才构成了真实完整的中医辨治体系，才体现出中医辨治体系的全部内涵。有时仅用辨证无辨病，治疗犹如隔靴搔痒，有时仅用不审因，有悖“治疗求本”；有时仅用辨证，不进行对症治疗，会使病人失去信心。“四维一体”辨治也是对中医实践的具体要求和基本要求。

毋庸置疑，因为中医理论的特殊性，辨证论治更能体现中医特色，突出辨证论治特色无疑也是正确的。但保持特色与“四维一体”不矛盾，中医发展了，才有特色可言。